在這個自媒體、文字、語音、視頻、課堂、社群特別發達的時代，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月、每一年都會有無窮無盡的分享與道理，漫延并浸染入你的身心。
他們的每一句、每一段、每一章、每一次都有道理、有思想、有啟發、有價值。
因此你應該誠心誠意地感謝那些潮人與老師。他們的確很用功、很用心、很規律地鏈接起了很多事物與內容，而且也很精彩。
但是，如果你不能做到“以下”這個核心基本原則的話，那么你所有接受到的“以上”這一切就足以害了你。
這個“以下”核心的基本原則就是：
在你或者年輕、或者不再年輕的人生歲月里，你必須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靈魂中、大腦中、內心中逐步建構起一個基本的思想體系，并衍化成一個能夠決定自己行為的方法論。
而他人所有的金句銀句銅句鐵句，全部都理應“淪為”你這個體系與方法論之下的有益的細節補充，或反面論證。
若非如此，你的人生、事業、學問就將永遠無法達到第一流的境界。這就是我在新年里誠懇地想對真正視我為友的讀者說的，也是我與身邊朋友私下里聊天時提及過的。
我就隨便舉幾個例子來佐證一下吧：
一
在馬克思與蘇聯的金句面前，先后有李德、王明、博古等沿用者，但除了博古后來轉而輔助毛外，他們終被歷史無情淘汰了，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毛澤東。
二
在毛澤東的金句面前，先后有華國鋒的“兩個凡是”以及堅持“全部計劃經濟”與“階級斗爭為綱”的大批沿用者，他們同樣被歷史淘汰了。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鄧小平：實事求是、不爭論、發展是硬道理、摸著石頭過河、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。
三
在鄧小平的金句面前，嘗到了并看到了市場甜頭的很多經濟學家，于是就有了一種純粹“市場決定論”的說法。
市場作為主體，當然決定了大部分交易行為與價格、供給、消費，這個千萬不必質疑，也絕不能走回頭路。但“市場”就是最底層的邏輯了嗎？貿易戰與孟晚舟案，響亮地打了純粹“市場決定論”者與我們一個耳光。
原來沒有強大的國家主權、實力做背書，“市場與自由貿易”就只能是高階生物設計好的低階生物鏈。如果你試圖脫離低附加值的全球產業分工、想著進一步向上游發展、跟他們在高端技術上進行“市場競爭”與“自由貿易”的話，人家就立馬翻臉了。
如果是單純靠自由市場，就不會有人修地鐵、修高鐵、造大飛機、建北斗導航，也不會賣給你核心技術驅動，但卻會有人通過芯片與軟件系統等高階分工掐死你。
而這些，都是屬于對不起不可市場、對不起不可貿易、對不起不可自由的范疇內。
原來市場自由誠可貴，主權與實力價更高。
四
美國的一切都來源于歐洲：信仰來源于歐洲的宗教改革、英國的“新教”；逐漸形成的政府架構是約翰·洛克《政府論》的呈現。
但真正建構起為美國未來的，卻是完全脫胎于英國“新教”體系的“清教徒”思想，而國家的治理核心是在茫茫大海中的“五月花號”船上通過自治公約草稿確立的。
而清教領袖布魯斯特、布拉德福德等人于1620年11月推動起草的“五月花公約”，甚至比英國的“光榮革命”還早70年，比法國的大革命更是早170年，即使是比后來被當做普世價值的盧梭的《社會契約論》都還早140年。
美國若按照母國英格蘭的體系與方法論行動，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一流的成就了。
五
可是美國的體系與方法論卻又有了沿用者。
那么在美國的政治金句面前，那些大群沿用者之中有取得大成功的嗎？
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楊光斌院長講了個事實：聯合國成立時會員國54個，現在200個左右，因此“二戰”后新興國家有150個左右。在這150個國家數據概率里，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自由民主——也就是走美國體系——而走向發達的，一個都沒有。
有人覺得這肯定是瞎說。肯定會說“二戰”后，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臺灣地區不都是照搬美國體系發達了嗎？其實日本在“二戰”前就已經發達了，而不是在戰后。但即使算上日本在內，這些發達的國家與地區都有一個明顯特征，那就是都屬于中華文化圈的，都是在東方文明滋養根基上發展起來的。
而中華文化是有自己的邏輯體系與方法論，普遍來說，經世致用的智慧相對來說也較高。
其他地方呢？更大時間與地理范圍來說，不論是包括巴西與阿根廷在內的南美洲、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，還是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及東南亞，或者中東部分“顏色革命”的國家如埃及及東歐諸國，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沿用美國體系與方法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的。
楊教授提到兩個例子。第一個例子是聯合國經常宣講博茨瓦納是發展中國家的榜樣，它被稱為“非洲之星”。這個單一民族國家，人口225萬，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，艾滋病感染率是25%，就是這樣的國家，聯合國、“世行”還把它當樣板。第二個例子是9個人口過億的國家，包括亞洲的印度、孟加拉、巴基斯坦、印尼、菲律賓，非洲的埃塞爾比亞、尼日利亞，美洲的巴西、墨西哥，全都沒有“發達”起來。楊教授還分享了個真實故事，中國代表團到孟買，印度人就問了：“你們上海比我們孟買落后多少年呢？”代表團只好回答說：“落后很多年，等你們指導”。
在這里，我也不想談楊教授論及的制度比較。我想與“李不太白”公號的讀者圍爐私話的是：不是美國與中國的模式哪家牛，而是這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
而上述其他國家則沒有。
這就好比你聽了再多名流的跨年演講、道理與金句，沿用他們的體系與方法論，你也沒有多少幾率能夠收獲他們一樣的成就。
事實上，人家那些美好動聽的金句于你無補。
六
在諾基亞、愛立信、摩托羅拉等按鍵手機所統治的金燦燦的市場面前，沒有追隨它們體系的是誰呢？
是最終擁有自己思想體系與方法論的蘋果手機、華為手機建立了新世界，并取代了它們。
七
王安石失敗了。敗的很慘。
本來沒有王安石變法，北宋還能撐下去一大段時間。但是因為王安石變法，北宋反而加速提前“駕崩”。與王安石聯手變法的是宋神宗，宋神宗的兒子是宋徽宗、孫子是宋欽宗，兩者都被金人擄到寒苦之地當奴隸去了。
王安石為什么失??？史學家分析了一大堆，我不想去說了。當然了，歷來都是革命的成功率相對好一點，改革的成功率相對就低很多，連鄧小平都感嘆說漢武帝改革、王莽改革、張居正改革都失敗了。這個沒有辦法的，與革命相比，改革天生就是容易失敗。
具體到王安石身上，作為“李不太白”公號是有一點大歷史觀察的。王安石個人道德沒問題，也沒有個人私心私利，他和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很大，同時還特別用功、特別努力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最關鍵的底層規則上，王安石至多算作二流思維，志大而才疏，食古而不化。
以大歷史的眼光來探究，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學的是兩個人：商鞅與管仲。這兩人都是很厲害的，“變法”也都是相當的成功。兩人也各有一套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
先說商鞅。商鞅是“戰時管控體系”，這種體系與方法，后來在“二戰”的時候斯大林也略有近似地用過。其核心是一切都以戰時為標準，國內的人民被編制、組織到每一個個體的人，經濟也以戰時管控為核心：前者是耕戰管控，斯大林則是戰時生產與分配制度。
管仲呢？我讀管仲四年多了，像是在管仲這個大學上了四年課，從內心來說，我喜歡管仲遠勝于商鞅。商鞅是硬來，管仲是軟施。前者是霸道，后者是王道。在春秋戰國那樣的年代，管仲搞的其實就是國家資本主義+自由貿易。他就把鹽啊鐵啊等物資作為國家資源，實行專賣；又把糧食啊玉璧啊等隱形貨幣物質當做貿易工具，搞得國家財富大豐收，把一個東部鹽堿地的齊國搞成了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而他本人的這套方法也成了后世學習的榜樣。
能在春秋那個時代就想出這樣的體系、方法論，那實在是高明得很。所以孔子就很仰慕管仲，就說如果沒有管仲這個牛人啊，我們這些家伙都還是些赤膊紋臉的野人呢！諸葛亮年青時也常常以管仲為偶像，自我期許。
我不知道王安石有沒有邏輯推導過，但想來在心里一定是這樣想過：既然商鞅是牛人、管仲是牛人，如果集兩大牛人為一體的話，那我王安石豈不是就成了超級大牛了嗎？因此王安石就跟宋神宗很專心地將“三顧茅廬”、“隆中對”的話劇又復習了一遍，這兩個主角都特別的入戲。
于是在公元1068年，大宋的熙寧元年四月，話劇就這樣開始了。
“你認為唐太宗如何？”宋神宗一臉癡迷地說。
“陛下！”王安石卻一臉不屑地回答道，“您學什么李世民啊？要學就學個大的，您應該以堯舜為表率。”
“哎呀，安石！你對我期望真是太高了，我可沒有你想的那么美好啊！”宋神宗的臉紅了，小半因為是謙虛的害羞、大半卻是因為興奮。
連李世民都不在話下，直接對標堯舜。對于一個剛剛即位的、年僅20歲、正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場的大宋董事長來說，難道還有比這更迷人的未來場景設想嗎？朕All in。
“坐下，”像無數童話里曾經的圣君一樣，宋神宗屏退了左右，然后說，“我要和你長談一番。”接著他就講起了劉備與諸葛亮相識相知的傳說。
王安石又不高興了。
“在上等人才眼中，諸葛亮根本不值一提。”王安石說：“當代就有人才可比堯舜時的賢臣，只是因為小人阻礙而無處施展罷了?！?br/>
“每一個朝代都有奸佞小人嘛，”宋神宗再次激動起來，又很貼心地安慰道。
（以上對話原文摘錄自林語堂的《蘇東坡傳》）
那么誰是當代小人呢？不言而喻，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，歐陽修，蘇洵、蘇轍、蘇軾三父子，以及宰相韓琦、富弼等人，甚至也包括王安石兩個親弟弟王安國、王安禮。
上學時，歷史書告訴我們說這些人都屬于“保守派”，但我后來卻明白歷史書才是“激進的左派”。要讓這么多歷經風雨的、正直的大臣不約而同地齊心反對一個人，實非無緣無故。正如蘇洵、吳珪預測的那樣，將來搞垮大宋的必定是王安石。他們這些人僅僅根據實事求是的生活經驗，就知道他的方法不可行。
王安石像管仲以鹽鐵專賣、以糧食與玉璧為貿易工具一樣搞出了國營貿易局（均輸法）、國營零售店管理局（市易法）、農民貸款制度（青苗法）；又像商鞅的連坐制一樣搞出了十戶人家一組的征兵制度（保甲法）、土地與馬匹登記制度（方田軍稅法、保馬法）……合兩個大牛的體系與方法論為一，想必成果肯定是兩個大牛的倍數了吧？我相信王安石私下一定這樣憧憬過。
從根本上說，王安石是把商鞅、管仲兩人的金句讀得多了，而不知道大宋所面臨的整個時代環境已經大非春秋戰國時可比，時與勢都不同了，體系與方法論當然也不可能一樣。
而最最根本的，其實是在底層規則上，王安石并沒有屬于他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他只不過是隔代的沿用者罷了。
正因為如此，不改革，大宋王朝固然會死。
但不懂得如何改革，大宋卻會死得更快。
八
所以齊白石才說：“像我者死，學我者生?！?br/>九
孟子說：“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”
我私下里跟朋友說，如果一個人還沒有自己的內容，就四處跑去盡聽潮人分享，那他危矣。
尾聲
2019新年來了，就說這九個案例吧。
最后，這個基本原則也同樣適用于我之所言：若你沒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，你所讀到的“李不太白”如上內容也盡可是些廢話。
窗外雪停了，我也在暖融融的室內落下筆來。本來只是一句話，為了湊足字數發布給你看，一不小心又說了這樣多。
謹此祝福我親愛的讀者朋友！愿你也只私信給你真正的好友：聽人言，也要懂得勿聽人言。
